第87章大明武将的孤独（5）

卞为鸾接着总结道：“武将令人同情的遭际，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其根源在于社会现实，尤其体现在文官和武将的关系。

        概括说来，我们的文官认为，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力量其实就是一种权威。对于任何利益，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是无知妄说，这不过是小人犯上作‘乱’摆了。

        对武将来说，气质与文官截然不同，需要准确的选择和迅速下决心的能力，必要情况之下，得把全军的生命视为筹码孤注一掷，决一胜负。这与文官中庸的为人处世原则格格不入，武将在战场的汗马功劳，也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暂时成功而已，远远不如十年寒窗苦读。

        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社会上就增加负担，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养成的习惯、学到的技术和与整个社会不同的气质，难于再度适应社会生活。

        军官退伍问题就会更严重。我所知道在别的国家里，军官是令人尊敬的，如果退伍后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然而在大明，事情适得其反，军官所养成的严格、‘精’确和果断的气质，竟毫无用武之地，文官和百姓们所重视的是和蔼的外表、华丽的文章、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上下左右前后圆通的拉关系。总而言之，和军人具备的一切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将加以轻视，在战争中，如果武将当机立断，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敌如虎，纵敌养寇。士兵抢劫百姓，武将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背景却是军饷长期拖欠，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东窗事发，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武将和士兵负责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我朝中期以来，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一旦如此，武将即使出生人死，屡建不朽功业，其社会影响，也抵不上一篇‘精’彩的文章，甚至是一句令人叹为观止的诗词。社会既然如此，大家自然去写文章造诗词，至于提着脑袋去拼命搏杀，就‘交’给别人去完成这吃力不讨好甚至还要丢命的干活吧，人人都这么想，事情就变得不可改变，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我朝军事败坏的程度令人震惊。

        军官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理论，以儒家经典思想为主要原则。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武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武将既然大多属于匹夫之勇，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将。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分巡道或兵备道还有海防道的，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大权，比起最高级的武将权力还要大许多。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后勤补给、‘交’通管制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有时文官还会负责练兵事物。

        在文官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其它。如外号刘大刀的刘綎，重120斤的镔铁大刀，无疑是夸大了的描写，杜疯子杜松更为粗莽，作战时身先士卒，一旦战败，就毁坏自己的武器铠甲，而且三番几次声称要自杀或落发为僧，哪里有大将的风度？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强敌的入侵，更不打算全面进攻敌人。我朝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主要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强敌，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因为人口过剩、灾害频发、无地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

        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军事改革，而导致军官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动人动心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

        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原则大相径庭，戚继光的做法已在事实上打破了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因此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国家的盾牌而是朝廷的威胁，加之他又和首辅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以上这些判断，归根到底，利益的冲突而已，文官需要强力压制武官，保证自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在道德上，害怕强力武将祸害国家也是一种考虑。

        我就概括一下三人，戚继光是最现实的将军，所于取得最伟大的成就。俞大猷是最理想的将军，文官巴不得个个武将都是俞大猷，需要指出的是俞大猷提出来的建议，仅仅是军事上的，并没有指点江山侵犯文官权利的意思。李成梁则是一位无法评说的将军，三人中无疑是争议最大的，诸位可以对照社会现实，将辽事责任全部推给李成梁，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们就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并不打算效仿那一位将军，必要时，我们就要效仿其中的任何一位将军，这要取决于现实需要。目前，既然皇帝的大‘腿’自动让我们抱，就没有投靠那一派文官的必要，需要提请诸位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啃皇帝的大‘腿’，否则后果很严重！”

        这一晚，卞为鸾好不容易说服了盖辽军的军官们接受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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