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东林党执政年代的开始（3）

考察贯彻了严于自身、严于要律、贪吏必察的原则，但不久，**星被斥为民，孙鑨被迫辞职，支持京察的官吏纷纷被贬。

        第六件事是万历皇帝设矿监税使活动，东林党人强烈反对。

        第六件事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的民变，东林党人或支持民变或者参与民变。

        泰昌皇帝继位后，铁杆支持者东林党人命运出现了转机，天启皇帝即位以后，东林党由于扶持即位有功而势力进一步大涨，虽然此时的内阁首辅仍是方从哲，但当时被称作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以及不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在朝廷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

        此时，辽东战事应该是第一重要的大事，但是东林党人认为有些事情比这更加重要，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选‘侍’的移宫问题不放。

        李选‘侍’移宫时，从乾清宫中盗走一些宝物，被发觉后‘交’法司严办。一时宫中人人自危，谣言四起，说李选‘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选‘侍’之‘女’)要跳井云云。

        御史贾继‘春’很是看不过去，便上书内阁，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他说：新天子刚刚即位，不应‘诱’导他违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选‘侍’)。先帝尸骨未寒，而其妻‘女’却已不保。

        因事及移宫，左光斗、杨涟坐不住了，立即纷纷上书，论争由此再起，闹得朝廷一时沸沸扬扬，不得安宁。

        天启皇帝回想起李选‘侍’凌辱其生母、要挟先帝册封皇后，以及妄想垂帘听政诸状，不禁火冒三丈，当众历数其恶，并严处贾继‘春’，遂削籍去。

        首辅方从哲看来，处理这类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这种做法也是可取的。

        很快，到了年底内阁首辅方从哲就东林党人借红丸案被拉下台，此后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星、礼部尚书孙慎行，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直到几年以后的魏忠贤时代的来临。

        东林党开始执政，当时的时局也是很艰难的。

        七月二十二日，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极论时政，说：今日国势，最令人担忧的有六事。其中最危险的是以下三件：一、天下之兵未可恃，募兵未必有人响应，应而复逃；调兵未必至，至而复逃，而且兵饷甚缺。

        二、天下之食未足恃。无一年不旱涝，无一地不旱涝，淮南有粮三十万石苦於无船可运；山东征粮六十万石，既无粮又无船。

        三、天下民心不可恃，各地士兵逃亡，哗变接连不断；饥民峰起，百姓起义，此伏彼起，地方不靖，无一可恃。请急宽民力，以救民困，广用仁贤之臣共理政事。又请皇太子自捐辽饷一年之用。

        只是此时时机不太对，皇帝刚刚好在这一天驾崩了，没有人会对此给予理睬。

        七月二十九日，皇太子朱常洛命令禁‘门’屯卫各‘门’勇士营兵二千八百七十九人护卫禁城四‘门’，兵一千二百四十八人护卫皇城之‘门’。

        朱常洛继位之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干了一些实事，七月二十九日，户部尚书李汝华奏报：各边士兵八十六万七千九百六十四人，宜分别给赏。最近发库银三百万两，今又发了三十万两，连同以前发的三十万两，总共三百六十万两。计划以十之六为犒劳费用，十之四作为赏赐，以遵诏旨。皇太子朱常洛准之。

        八月初二日，巡按直隶御史田金生疏奏：工部坐派南直隶应天、徽州、宁国、广德三府一州织币三万二千九百匹，岁造不计在内。这些原无额编，惟留工部各司料价支之。按价值、舖垫等银三十二万零五百九十余两，历年存库及见征料价止十六万一千二百多两。除初运外，次运仅十之二三，後运不知从何而生。大抵一运之费，非三年料价不能供；三运之需，非三年蓄积不能办。为此，除岁造照例进呈外，其改造三次，请准停止。疏入，如其请。工部奉命核定苏杭当停者。

        八月初三日，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说：山东巡抚王在晋报告海运六十万石，尚欠一半，‘欲’留解进户部的银两。当前京边皆急需用银，只有以平价入籴可以通融。今山东报仓谷七十万余石，请以其本平余。万历四十八年该省加派田赋银为五十四万余两，拟以二十万余两解运户部，三十四万籴两用为收余仓谷，以为明年备荒之用。以使上下两便。光宗从其请。

        八月初四日，刑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黄克缵上疏，请发库银二百万两修皇极殿。泰昌皇帝允其请。

        八月初五日，吏科给事中周朝瑞疏陈初政宜慎三要：信任、行仁、远斥‘奸’佞。泰昌皇帝得疏大怒。三日之後，宣谕阁臣，周朝瑞停止金‘花’银之议尤为读扰，诏谪其官。

        八月初十日，锦衣卫代理卫事骆思恭上疏说：祖宗朝设旗校十万人，备法驾。万历初年，尚有二万人。今只有一千人。请诏令兵部酌情补充。疏入，命兵部酌议。

        八月十三日，监察御史史永安奏陈：‘交’济之道，人臣所自靖有二，一为严章奏之体，宁简勿繁，宁显勿隐。如陈事达其事而止，论人备其事而止，俾万机之暇，一览无余。使言路永开。二为矢献替之忱、洗涤寸心，滋培元气，不当言则瓶可守，当言则鳞可枇。大抵言期於宗社，不必矜名节，言期於国是，不必附清流。至圣明在上，御上之威宜斋，兼收之益宜弘。光宗是其言。

        八月二十日，监察御史冯三元奏请预备经略：今日辽东，天下视之安危。羽檄征兵，飞刍挽粟，水陆兼输，调募并用，悉以为辽。岁中财费几何？士马物故几何？进守仅一沈阳，而屯堡之侵克不与。如此用兵，不下数年，膏火自煎，此立罄之术。兵贵用谋，岂必待十八万而後有为，熊廷弼别有长策，非臣所知，据其引疾，似亦强弩之未，乞急简才臣数人，一旦有急，可以取资左右。

        云南进贡朝廷的黄金，隆庆以前定额为每年二千两。隆庆四年（1570）令增贡额，以当地抚按官奏请而止。万历十年（1582），神宗命云南每年增加贡金一千两，由於当地官员极力反对而暂时没有实行。万历四十七年沈儆炘巡抚云南之後，神宗爱财之心不改，又命云南每年增加贡金二千两。沈儆炘上疏力言不可，神宗不听。神宗逝世以後，泰昌元年（1620）八月十五日，沈儆炘再次上疏，请求云南贡金仍按隆庆以前的旧额每年二千两，以减轻边民困苦。泰昌皇帝诏准其请。

        八月二十七日，吏科都给事中范济世请申惩贪酷：近年法度陵夷，贪残接迹，此其病在借口怜才。有才而残民蠹国，又何利於若才而用？如郑之范作令贪甚，以小才遂及宽政，迨守开原，复‘私’放军士，致陷重城，人顾惜之曰使可改图。谁见失节之‘妇’，晚以清白自见哉！且今之求多者，大约乡科岁贡。甲科监司已为地，不使闻於直指；即赃‘私’狼藉，怨读言沸腾，又多方为之解说此为甲科，仅仅降调，不二三年俨然复其故物，彼何惮而不恣肆呵！今後御史弹劾贪酷之吏，下臣科抄参，吏部行巡按御史讯实。泰昌皇帝允准。

        天灾在此时也没有忘记赶来捣‘乱’，八月二十二日，飓风损坏山东登州、莱州二处运粮漕船一百多艘，沉溺大米三万九千余石。

        八月二十三日，饷司杨嗣昌奏言：臣在应天，闻听淮北居民食尽草根树皮，甚或数家村舍，合‘门’‘妇’子，并命於豆箕菱秆。此渡江後，灶户在抢食稻，饥民在抢漕粮，所在纷纭。一入镇江，斗米百钱，渐至苏、松，增长至百三四十而犹未已。商船盼不到关米，店舖几於罢市，小民思图一逞为快。苏松六府占据天下十分之一的税收。

        十一月初四日晚，卞为鸾决定开军议决定盖辽军今后的军事应对措施。

        “开始吧，先由严茂荣谈谈营地的防御措施和盖辽军具体的编制。”

        “今后，夜晚由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负责防御，白天准备则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

        另外，营地四周的树木我军从修建营地开始就已经放倒十五排，现在增加至一百排，通往建奴的道路，从两里升至二十里。道路挖断由一里升至十里。

        各骑兵营先暂时放弃向东侦察任务，这也许会令我军瞎了眼，但是，从驻扎在抚顺开始，向东侦察任务已经令各骑兵营损失了500名编制的骑兵，占据我军三分之一的骑兵，建奴的损失也在这个数目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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