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新制度

比如说，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释的《四书》，是为朝廷开科取士的标准。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公告。内中提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

        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员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即暴‘露’了官员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

        模范官员海瑞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两人都不顾及公平这两个字。换句话说，原告与被告，由于儒家的经典理论，在自身就存在着不平等，这是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及道德品质的不同，存在着高低上下三六九等之分。

        模范官员的重要职责是保存这种阶梯级的社会价值，为了这种价值，可忽视诉讼的‘性’质及提出诉讼的动机，也可以忽视公平、公正的原则。

        换言之，法庭审案原不是为民服务，可以置案情于不顾，而只着意保全帝国传统的思想、信仰和价值。

        朱熹与海瑞同为传统的模范好官员，可见，他们的做法、思想和态度，出于一种千百年以来已成为风俗的思想与信仰，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朱熹与海瑞的模范做法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低层结构中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新华国法治的目的之一在于保证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贷款方式，彼此往来。确定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保证从技术上支持资本及其流通，因而公司活动范围能超过本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公司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这要靠什么？那就是信用，信用依靠法治维持和强制执行。反面言之，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的条件开展，必须要依靠低层结构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相互配合，构成一张大网。

        因此生产及分配都依赖信用为主的契约关系，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种全新社会的力量来源，利润成为一切事物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这种全新社会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

        这种全新社会和朝廷的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

        银行的产生有如朝廷的钱庄和票号，但朝廷的钱庄和票号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为主，而是转账和汇兑为主，银行则于存款和贷款为主，这就能将社会闲散和小额资金集中，通过贷款，发挥资本的威力，造福于整个社会。

        新华国已经有了海上保险，并及于陆地货物，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像海损，海难救助之求酬权，以船作抵押的借款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等等已经有了规定。

        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

        ‘交’易所是商人汇集之处，通过‘交’易所可以买卖转手的物品达300多种，包括农产、矿产及制成品。很快，我将建立股票‘交’易所，在这里公司股票和政fu公债公开竞争的买卖。

        朝廷的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乍看起来，好像与新华国不相上下。但是仔细比较以后，则可以看出朝廷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的局面。同时新华国已经在拥有了东中国海的制海权，立法院中已经有了五分之一的立法员是商人，法律也是为了保证工商业而创立，这种情形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的事，也可以说明朝廷和新华国有天渊之别。

        我读朝廷地方官的条例，就察觉他们注重移风易俗的能力。先帝嘉靖因不承认自己承继于弘治，尊奉本身亲生父母，而引起群臣反对，几乎酿成致命的危机。而朝廷的刑法仍沿袭汉唐，以五服之亲疏，作判断的标准。

        此时的小说仍以子承父业的习惯在血缘关系之中得到永生的不朽作题材。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在以上各种事迹中不断重现。

        先帝嘉靖不称弘治为皇考而称之为皇伯考，引起群臣力争，翰林院官员前往请愿时尚说国家养士之用端在今日，以致一百多人被廷杖，十多人死于廷杖。在我眼里，这是小题大做。探究其原因则是这些争论包括了最高的价值观和最后的观点，他是无法分割，也无分大小，也丝毫不能妥协。

        如此的体制，可以说是新华国和朝廷的完全相反，我们的重点在保护‘私’人权利和工商业利益，朝廷的重点在于用道德维系社会和农业经济利益。

        大凡一个国家一定会有上层结构、下层结构和上下联系，上下联系主要是思想信仰、风俗习惯和利益冲突，只有做得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合节一致，上下联系符合现实，如朝廷一般，上下脱节联系，局势必不稳定。

        朝廷的补救的办法要么是改组上层结构，要么修正下层结构，同时还要调整上下联系，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上层结构包括皇帝、中央和地方政fu、军事机构与下层结构包括土地占有关系、农业生产与分配、工商业生产与分配、工商业主的权利义务，两者与现实是脱节，上下联系的思想、经济、法律各因素都要重新改组。

        这难度实在太大了，我也承认一点，要是新华国在朝廷内部成立，初期有强大的地主乡绅和文官势力，这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的，就是说，改造朝廷使得朝廷进入这种新社会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新华国唯一的缺点在于低层结构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全新的制度，但毕竟全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就是说上层结构已经建立，上下联系已经确立完毕，下一步的重点在低层结构中确立他们要适应这种新制度，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总结可以得出，新华国正在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企图建立一种新制度，新社会，从上而下的改革好处在于不流血，不像从下而上的改革，充满了血腥和杀戮，使得老百姓大量死于战‘乱’。”

        “听部堂大人之言，这种新社会可以视为法治社会、信用社会、资本社会、工商社会，朝廷的社会可以视为德治社会、自给自足社会、农业社会。”

        “是的，可以这么说，帝国传统的最大缺点在于道德代替法律，道德至上，道德万能。

        我认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其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不是说道德可以不要，相反，道德、法律和技术是社会的三大支柱。

        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解决问题要先用技术解决，其次是法律判决，像朝廷一样，万事都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那就错的很厉害。

        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武力解决问题。

        在像朝廷那样以德治国的社会，以德治国就要求全体有官员有一致的道德标准，这样，任何道德上的争执所带来的危害就会放大。

        朝廷官员的见解往往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变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这是狭义的道德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

        “部堂大人，恕在下直言，以工商业主代替地主，无利不言商，对老百姓的剥削只会加重，令人担忧啊！”

        “我承认会有剥削的存在，但绝对的平等观念说只会带来更大的害处，朝廷难道就做到了绝对的平等吗？没有剥削，那宗羲只有回到远古社会，那时连能否生存都存在问题。

        论剥削，我认为朝廷最重，地租五成，工商业主还有比这个更重的吗？佃农辛苦劳作一年，一半进入地主的口袋，一成纳税，还有成本，佃农留下无几，天下的文人只批评朝廷税赋重却不批评地主的残酷剥削，我看来这是怪事。

        人民所依赖于政fu，为生存安全保障，而不是道德高尚，生存和安全没有保障，道德高尚不过是镜‘花’水月，道德应该在生存和安全需求之下，因此政fu的首要任务在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资本家积蓄资本，开发资源，对社会是有实质的贡献，资本家加强生产效率，增进出口，目前只能由‘私’人企业家主持，法律上也只好加强‘私’人财产权。

        但是我也认为要防止资本家的垄断，总之，整个社会要建立在竞争至上，新华国的一切努力就在于建立竞争的制度，防止垄断所带来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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