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本书开篇，我就提出了“何谓历史”的课题。对此的回答，倘若重复千万言，也仅是空虚的抽象语词，那么就不能说是历史学家的答案。因为如果不能将这样的问题具体说明，就不符合历史学的宗旨。因此，我试图将中国史当成这样的问题，以阐述我的看法。对历史学家而言，就算是历史概说，也应当同时是历史哲学。我撰写这本书时，对于已有的概论书和类似书籍，不论是别人写的，还是自己的，都尽可能不看。以我的自身经验可知，特别是教科书之类，一看之下，在自己书里就会不知不觉产生那也想写、这也想写的欲望，内容自然就多了，作者自己的思考也被隐于其后。因此我尽可能只依赖我的记忆，选择写入此书的题材。如果有我记忆中完全忘去的事实，那么我也有自信判断，那是只有遗忘价值的事实。话虽如此，为了确认我的记忆，还是利用了诸多种类的图书。有必要的话，还会检索《二十四史》。这时痛感到的是，自己曾经阅读并做过标记的部分，几乎完全从我记忆中消失了。除我之外没有谁碰过的书，却意外有了磨损，然而想想其中写了什么，却完全想不起来。似乎有这样的谚语：笔记之学最怕火灾，背诵之学最怕热病。纵然幸而未遭火灾，也未罹患热病，而学习的效果还是逐渐消失了。但这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只有这样才是有帮助的。如果我头脑中原封不动塞满《史记》《资治通鉴》，稍微想思考点什么的话，一定会在打开开关时就发出爆炸之声吧？会忘记的东西，迅速忘记也好。其中若有难忘而留下的，一定才是不能忘记的、重要的事实。我就以这些免于遗忘而留下的记忆为中心，撰写了本书。历史学走到某一点，似乎再往前就会变成文献学。清代的考证史学就是如此，全是断定，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但这并不是历史。我竭力避免如此，故而一遇到文献学，就改变方向，常常彷徨于历史学与文献学之间。话虽如此，我绝不是要无视文献学，只是尽量不要适得其反。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为了体系，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我是凭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适的确切文献。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我想提供一种范例，即所谓概论书，是可以这样写出来的。我写书时，并不采取沐浴斋戒而面向书桌、苦思冥想之后始动笔的态度。我认为，愉快地书写，才是最好的著述态度。若作者自己不怀着兴趣，那么读者也不可能阅读得有趣味。一百名读者中，哪怕有一人也好，若能觉得学问有趣而阅读，不正是学者无比的幸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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