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跋

本卷合收了岩波全书本《中国史》上下二册。东洋史是我一生的学问领域，因此东洋史的讲义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我生于1901年，在十五岁、旧制中学三年级时，从桑原骘藏所著教科书《中等东洋史》中学习了东洋史，此后旧制高中的课程中也有这一科目，最后大学时我选择了东洋史为专攻。后来登上讲坛，教授东洋史，最初负责京都府立一中三年级的课程，后来成为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高等学校东洋史的专职教授，需要根据每年班级的总数，重复授课。但说到中国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怎么回忆，我都不记得在学校里讲授过中国通史。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史的体系，仿佛是着手撰写这部《中国史》之前的事。东洋史与中国史，屡屡被当成完全一样的内容，虽然如此，因为是长期的习惯，似乎不必表示太强烈的异议。但我们将两者区别使用时，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讲授东洋史时，我喜欢用的手法是，认同中国为一个文明社会，周围的异民族虽是难称文明的未开化状态，但同时又保持着异于文明社会的朴素的民族主义。着眼于这一点，综合考虑，欲从“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对立的观点来叙述历史的演进。将东洋的历史以此两者对立的视角来考察时，朴素主义的民族在军事及政治方面很优秀，文明主义的社会则在文化及经济方面发挥出色。但历史叙述着重置于政治方面时，往往陷入重视朴素民族的活动而对文化经济的发展等闲视之的结果。我屡屡反省，自己也有这样的偏向。那么，现在就从东洋史中单取出中国史，将最大的关心集中于文化及经济上。当然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无视周边朴素民族的动向，但更重要的着眼点，毋宁说是汉地与外部异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中国文明社会发生、成长时，与外部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更直接地说，中国文明仅凭己力可能发生吗？或者说，有必要借助外部力量吗？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当然，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用怎样的历史学考证方法解决，都有力不能及的困难，因此不应过早下结论，但穷极思考的界限，并进一步考察发现，大概是有必要的吧？我的想法是，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存在着成为都市国家的要素，如果没有这个，就很难存在构成人类文明的东西。这不是通过哲学思索得出的结论，而是从现实的历史中学得的结论。说到都市国家，一般总会想到希腊、罗马，实际上都市国家的存在远远延伸到东方，经叙利亚、波斯，到达印度东端。不过，这些城郭国家的人民是否都过着与希腊都市国家一样的生活，恐怕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但居民于四周设城郭、并居于内部的模式，会影响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故而把遥远东方的印度国家与希腊一同总括于都市国家的名下，也绝非没有理由。的确，历来的世界史中，似乎尚未找到一例，将中国古代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与希腊同列。但我以同样的理由认为，将中国古代的城郭国家，乃至城郭住民都称为都市国家，一点也无妨。汉代的著述家凡与西域中亚沙漠中的居民接触，就考察他们是否为城郭居民，又严格记录城郭之有无。他们内心好像相信，若是城郭居民，就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一定程度能形成类似中国的社会。实际上，中亚的城郭居民是接受伊朗文化洗礼的文明民族，达到了与伊朗人无异的生活水平，将其视为都市国家，应当毫无问题。若果真如此，那么反过来，将与之东面相连的中国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不也应当毫无反对理由吗？如此看来，在古代世界的文明发祥期，从西方的大西洋海岸至东方的太平洋沿岸的带状地域内，存在着相似的都市国家。换言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都市国家时代。于是，可以说，各地域的文化都是以都市国家为母体而发祥成长的。各地域孕育的文化各有特色，绝不相同，但要探究共同点也非绝不可能。这些不同的文化原本是相同的，到底是因土地之异而发展成不同的形态，还是最初互无联系、各自发展，而在不同的道路上成长起来，并无立刻决定的手段。究竟是文化一元论还是多元论，或许是永远的谜题。但是我们只要说，产生这些的环境，都是在类似于称为都市国家的状况下进行的，不就觉得安心了吗？虽然一般认为都市国家是古代人发明的杰作，但它无法永久持续，到达某一时期就会走向没落，取而代之出现在各个地域的是领土国家。都市国家都是保持完全主权的自主国家，一旦各国利益不一致，就很容易诉诸武力，而制止战争的因素却是没有的。这种战争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开启这样的局面：某个都市国家征服其他都市国家，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土。首先是多个都市国家群立的地域被几个强力国家瓜分，出现战国时代的形势。这时，幸存的强国已经不是自由市民组成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力军队的由国王统治的人民集团，不论征服国家还是被征服国家，其构成人员都是隶属君主的人民。在强国对峙的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持续表现为国家数量逐个减少，最后只有一国作为最后的胜利者幸存下来，这即是古代帝国。从都市国家林立到古代帝国成立的转变，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在世界各地发生。因而可以说，一个古代帝国的疆域，决定了世界地域的区分。从西数起，依次有罗马地域、西亚地域、东洋地域，也可承认中间的印度地域。从都市国家群到古代帝国成立为止，换言之，就是古代史的发展，如前所述，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进展的，但有必要注意，国家内部存在着战争技术的发展这一因素。在都市国家时代的战争中，战车是核心，它看起来甚为优雅，但也难免沦为很不实用的装备。与战乱时代领土国家的出现大约同时，骑兵战术流行起来，骑兵无论是在集中上还是移动上，都远为迅捷。最后，为了古代帝国的成立，步兵集团的出现是必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兵团的创立与应用也是实际进行过的。这种战术的进步，并非由各地域分别设计——而是某地域的发明原封不动地传播到其他地域，这样想应该是合适的。至少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史书明确记载，骑兵战术是战国时由赵武灵王自西方引进的。中国史上的古代帝国由秦始皇开创，秦灭亡后，汉帝国继承之，以约四百年的繁荣为傲。然而，看起来如此强盛的汉帝国也难以承受诸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最终走向衰亡，中国社会转而进入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但古代帝国的衰亡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地或早或晚，相继迎来了中世时代。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是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原因有所变化呢？判断古代帝国没落的原因，成了决定世界史观状态的目标。若将道义颓废、政治腐败视为汉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将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策略落后于时代视为灭亡的原因，那么便是阶级史观、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视为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史观。此外，还可以举出几百年周期说、盛极必衰的宿命说等种种看法。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分析方法原封不动是各派的史观，所以肯定是对全部历史过程都有效的历史理论。若非如此，此人对历史的态度就欠缺一贯性。因此，若问我的立场，自认最接近经济史观。但这里的经济究竟指的是什么？生产是经济，流通是经济，消费也是经济，我认为，经济实体与民生最直接的相关面，是经济领域的景气状况。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史观无非是景气史观。外国大概没有“景气”这个词。而且，对于景气为何物，实际上有复杂的解释，外行并不知道。比如说景气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而此前没有的现象，诸如此类，有很多理论。这当然是各人解释各样景气本质的结果。这样一来，对于历史上的景气现象，我似也有给出自己解释的余地。历史上的景气与货币流通量有最重要的关系。货币流通量大、容易入手，且通货信用度高的时候，可以说是景气最好的时代。在这里，若回溯至古代史的源头——我所说的古代史的发展，即从都市国家林立到领土国家混战，再经过弱肉强食，最后古代帝国成立——考察景气对历史的影响，则历史内部发生作用的经济变动，正是好景气的持续。虽然频仍的战乱导致人民疲敝，但因为有好景气的支持，强者能够以胜利为起点，进一步迈向征服。若非如此，则两败俱伤。好景气产生的原因是周围各民族看好中国社会，黄金不断流入。可以断定，这种现象无间断地持续到西汉。在汉代，黄金以生金的形式作为通货，这种富有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一章中所指出的一样。然而随着黄金逐渐减少，社会不景气开始了。赵翼叹息，减少的原因是中土产地已近枯竭，而佛教徒等制造金箔，镀金写经，如此消费的黄金无法复原，故而黄金存量一味日益减少。但除赵翼的这番说明，还有无必要稍加补充？有，那就是古来中国的黄金价格比其他国家明显低廉这一点。在汉代，规定黄金一斤兑铜钱百万，但如果将铜钱作为共通的通货，黄金价格就太低。即便以不是共通通货的白银换算，西亚地区古来规定银金汇率为十三兑一（铸造通货时为十兑一），相比之下，中国普遍约为六兑一。因此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黄金自然不可避免地流向西方。事实也的确如此，东汉以来，中国开始感觉到黄金不足。经济繁荣的时代，通货与商品的流动都极为活跃。因此，在市场上包购商品、待价而沽，欲博巨利的资本家不曾绝迹。这是《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当然，若预测有误，市价下跌，也会有抱着亏损的觉悟清空库存的情况，这是没办法的事。而一旦经济萧条，因为银根吃紧，一度放手的通货不会轻易回来，买东西非常容易，但卖东西就极其困难。所有人都攥紧手里的钱，不想放开，于是，市场上通货和商品的流动都变得缓慢，极为滞涩。因为大资本家将资本金藏入地窖，不愿意投放到市场上，萧条益发严重。在这样的状况下，若要增加财产，我认为，只有尽可能不使用金钱，而采取以物易物的方法。于是可见庄园制度的流行。领主发动政府取得广大土地，招来贫民，令其耕作。让这些被称作“部曲”的庄民尽可能从事多种生产，然后物物交换，设法避免使用通货。这样，部曲消费了必要物资之后，剩余的生产物就成为庄园领主的收入。对这些物品收入，领主若有机会便变卖，但绝不会急于售出，宁愿以此为资本扩大庄园的规模，或者选定新的土地，构筑第二个庄园。说到最重要的庄园生产物，谷物与绢帛是代表。它们是生活必需品，搬运也不那么困难，因此也可用作通货。不单民间通货紧缩，政府也大为苦恼。政府的支出中，军费向来是沉重负担。政府绞尽脑汁寻求不用经费就可以维持军事力量的方法，于是三国时代出现了曹魏的屯田制。这并没什么大不了，是政府照着民间的庄园制度模仿的。即收容衣食穷困的贫民，分配一定面积的土地，平时耕作，有事之际即征发入伍。一旦投身屯田，就被列入军户，无法回到一般民户，身份还会传给子孙。军户与民间庄园的部曲都不是法律认可的完整人格，被当作地位更低的隶民，在刑法适用方面也受到区别对待。至此，中世的阶级社会出现了。汉代物价的标示是铜钱多少贯、多少文，但铜钱在民间有信誉，是因背后有黄金通货的支持。当黄金在社会上销声匿迹时，人们对铜钱的信赖也就消失了。民间熔化官铸良币，重铸为劣币，谋求不当得利，政府也渐无防范手段。针对这种状况，魏文帝即位之初就下诏废铜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该诏令虽不能长久，但政府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以后南北朝的交易，都无外乎是一任民间自行为之。政府虽然无能，在刑法应用方面还是不得不顺应民间时势，建立起公平的制度。这就是将汉以来盗赃标准以铜钱计的制度改为以绢帛匹尺计。中世政治紊乱，加上异民族入侵、割据，甚而占领华北等情况，社会混乱愈发深刻，因此民间交易益发萎缩，社会陷入不景气的谷底。呈现出些微恢复，要到进入唐代之后。实际上，唐朝政权不能说是纯粹中国风格的政府。应该说，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入汉地的异民族留下的种子，正应与欧洲加洛林王朝的出现相对照。但西方的加洛林政权仅统一了欧洲的中央地区，而唐朝则超越了汉地本来的领域，向四方延伸势力，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大领土。这背后对应的事实则是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汉代以来，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以作自家货币之用而努力生产绢帛的。绢帛在中国内地变得丰富后，又出乎意料地受到西方世界的瞩目，输出渐盛，甚至取代一直以来的黄金，成为主要贸易品。这也因为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西亚秩序得到维持，交易趋于盛大，余波影响到了中国。绢之外，中国的茶叶、陶器等特产也成为贸易对象。对此，要说西方世界以什么来结算，那就只有作为西方通货的银币了。而且在中国内地，汉代黄金之后身的白银成为通货，同时作为铜钱的后盾发挥有效作用。唐朝政府为了恢复铜钱的信用，倾全国之力从事开元通宝的铸造，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如今，连日本都被断定存留着相当数量的开元通宝铜钱。当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与劣币作斗争，稍有疏忽，良币转眼就会被劣币驱逐，即从世上销声匿迹，又被铸成劣币，重回世上。但唐朝政府的理想完全实现还要等到宋代。在宋政权出现之前，中国从西方输入银币，铜钱的流通也形成了良好的环境。宋初，有一则某著名政治家出任地方官时的逸话。某日，他登临城门，远眺城下大道，看到好像是刚从市场回来的农夫，手里提着葱走路。他令部下将农夫叫来询问，果然是刚从市场买菜回来。于是他严厉训诫农夫，身为百姓为何不自事生产，还要花钱买农产品？训完方令农人退下。若仔细思考这段话，总觉得奇怪。这样的情况下，错误的一方毋宁说是地方官吧？官大人胸中的理想形象，仿佛是一个时代之前的中世庄园农夫。中世庄园应有的图景是所谓的“闭门为市”，即将农人封闭于庄园，自给自足。不足之物先在庄园内彼此物物交换，暂且应付，只有像食盐这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自足的商品，才允许花钱购买，此外一文钱也不可带出庄园。但这样的生活样式渐渐陈旧过时，难以维持。农人逐渐各自独立，依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他们尽可能种植容易卖出的作物，换为金钱，再用这笔钱购买自家必要物资。如此，效率大为提高，这种新样式是旧式的庄园自给自足方式败给现实的结果。进入宋代，时代已完全改变，即使是农民，也逐渐开始携带小笔钱款。读四书五经、科举出身的官员大人们已经落伍了。虽然不知道这一时期的农民是怎么想的，但如果他们是知识阶层，大概也会这么说吧？他们加入货币经济的姿态是崭新且自然的。仔细想想这种崭新，也并不是新奇的发明，实际是恢复古代中国的样式——不过是原样回到书写出《史记》《汉书》的汉朝全盛期而已。那么，为什么说这是文艺复兴精神本身呢？因为与此前的中世诀别，原样复兴古代，也就进入了近世。事实上，宋代的文化人也产生了这样的自觉，其表现即我们呼作中国文艺复兴的现象。《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九卷《东西关系》中所收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最初是1940年至1941年间分两次在《史林》发表的，因此是我较早时期的文章。撰写该论文的动机之一，是向日本读者传达当时欧洲学界的动向。1937年，我受文部省外派研究之命去法国，在巴黎度过两年有余。当时巴黎的东西文化关系研究正成为一大潮流。说起来，东西文化关系史领域，前一时代的硕学考狄博士有庞大的研究，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ChineenFranceauXVIIIeSiècle，Paris，1910）。不过考狄先生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实在很冷淡，认为法国人虽然引进了种种中国文物，但只是好事者的趣味之物，未对法国文化的根本产生任何影响。这当中有当时欧洲人难以摈除的欧洲文明优越感，可见硕学也难以抽离出这种风气。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对这个问题大大认真起来。最后结果是，提出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是来自外界的刺激，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波西纳的《中国、意大利和文艺复兴的开端》（Pouzyna：LaChine，l’ItalieetlesDébutsdelaRenaissance，Paris，1935）。当时日本学界还很落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一点，连内藤湖南博士的《宋代近世文化论》都不能被坦诚地接受。这篇难得的著名论文又经东京文化人之手，一夜之间被改写，变形为宋代封建文化成立论，并有以此为学界主流的趋势。这一观点对于宋代文化的评价，认为近世以来几百年很有可能是倒退的。如果宋代文化果真有封建落后性，它就不可能成为影响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因此，我为了启蒙国人，决心传达欧洲学界的最新动向。同时，我当时刚开始学习的西亚文化要比中国更为古老发达，于是想到西亚也能见到文艺复兴现象。因此梳理中国、西亚、欧洲三地前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及其相互关系与近世论，完成了一篇论文。然而意外的是，日本西洋史学界出现了反对意见。极难理解的是，他们并不是在专家的立场上依据事实对我列举的证据提出反论，单以“不要到别人的领域来插嘴”这样排斥异己的议论而告终。这样的态度在国内也就罢了，如何能与欧洲学界的人们，譬如波西纳等人对话呢？恐怕只能成为笑柄吧。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实现了，之后整个近世大约都持续着好景气。虽说如此，原本景气的好坏就是相对问题，因此好景气当中也难免交错着不景气。概言之，到18世纪为止，作为世界性通货的白银不断在东西方之间流动。若西亚的白银流向中国，与中国的好景气相反，西亚就经济萧条；白银流向相反的时候，景气的好坏也随之相反。即便世界上白银的自然增加，其总量也是有限的，很快埋没于过去也是常事。然而发生了犹如颠覆世界景气观念那样的大变化——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以后，在美国开发银矿，空前数量的白银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流入欧洲，其影响不久也波及中国。受到这种前所未有事态的正面冲击后，欧洲诸国中最敏锐、最坦率地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反映当时好景气的是产品需求的激增，无论投入多少现有的劳动力从事生产，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开始向机械装置寻求帮助，此时起到自动机器作用而登场的，是蒸汽机等机械文明。这种新文明的威力发挥了空前效力，近邻诸国当中，抵抗者悉数衰亡，被同化而合作的则走向繁荣。如此，新文明瞬间风靡全欧洲。世界史显然进入了性质几乎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我将这之后称为最近世史。要之，这个新时代绝非一反过去逆行其道，而是持续近世化，不过速度大大增加了。这种新文明所向无敌，不管东西方，不论过去文化积累的厚薄，几乎都无条件地屈服在新压力面前，必须跟上最近世史的步调。这种情况下，有值得骄傲、更古老的历史背景的东洋各民族也不例外。而此际，各民族在本国方向上的决断对之后的命运有重大影响。比如像日本这样一早察知世界趋势，进而顺应最近世潮流的国家，此后步入极为顺遂的命运。然而像中国这样执着于近世，更无视新文明威力而采取反抗态度的国家，此后国运极艰，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最后的结局仍是不得不与最近世合流。但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以及对中国旧文明给予忘我信任的朝鲜，却不得已屈从于日本。在此事实上，若再结合《中国史》被这两个地区翻译并广泛阅读的现象，这结论似乎过于牵强附会。1980年，《中国史》由当时在日本做研究员的邱添生君翻译成汉文，标题不变，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刊行。虽然不知在当地普及到什么程度，但一定程度流传于世，这可以从不久之后此书传入韩国并似乎被翻译成韩文一事推测出来。该韩文译本被寺田隆信教授门下的留学生带到了仙台，所以我听说了。拿来实物一看，这位叫曹秉汉的人恐怕是从台湾译本转译的，除去汉语的固有名词，全以谚文记之。将必要之处翻译成日语来看，这是1983年历民社出版的。想来，像《中国史》这种题目的著作，虽然有许多作者以各种语言撰写，但相当数量的同类书中，只有我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台湾与韩国。怎么说呢？毕竟这两地的民众在心底难以信赖日本文化吧。从韩文译本的译者序中可领悟其意味：本书翻译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中国史》，他是日本东洋史学界两大流派之一京都学派的代表大学者。本书是作为中国史概论而创作的，但因著者有很高的历史学识与见解，及独特的著述态度，它最终并非单纯的概论书，而达到了有深度的通史水准。著者通过长期的学问生活培养了世界史的视野，在中国古代至最近世范畴内留下了广泛的业绩。因此，在本书中，著者基于博识，即学者的良心，通过独特的历史观，试图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加以体系化。与这两地相反，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为荷兰领土的印度尼西亚等国，主权国因担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发现最近世文明长处的机会，结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会的落后。虽然是关乎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问题，但几乎从未听说有哪个历史学家曾指出这种真相，这是为何？围绕我的中国史概说，为了说明其存在意义，我利用书写跋文的权利详细说明景气史观的本质，最终就必须处于世界史的体系。但这绝非离题之语。若要说明我中国史研究的立足点，探讨就必须落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不过这绝非因为我的中国史观点特别出色。总之，研究中国史应有的立场必须如此，只不过从前没有人说起罢了。宫崎市定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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