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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考文献解说


编辑参考文献解说,是想让这册《中国史》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的想法。深思熟虑之后,只收录了我的著述。如要列举基本史料,那就没有尽头了。即便是重要的文献,如果写得与我的想法不同,也许还会令读者感到困惑。而且我想,若读了我的著述,自然也就知道这些文献的存在了吧。再次重申,本书并不是写给大学者们看的,也不是想要网罗所有的学说。文中频繁引用的书名用了简略符号。同朋舍发行的《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第一至第五(1957年以后),用(Ⅰ)(Ⅱ)(Ⅲ)(Ⅳ)(Ⅴ)表示;朝日新闻社发行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中下(1976年),用(上)(中)(下)表示;同社发行的《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1971年),表示作(学)。总论我的世界史构想是很简单的,有关著述是《世界史序说》(Ⅱ);关于亚洲史,极简单的有《何为亚洲史》(アジア史とは何か),略微详细的单行本有《亚洲史概说》(アジア史概説)(学生社,1973年)。我感觉,亚洲大陆也好,欧洲也好,从历史上来看,并非世人所想的那般距离遥远之存在,实际上要近得多,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写这些书的。以某一观点概观中国史,《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上),是想着重考察中国史的南北对立的文章。《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中国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羡不足論)(Ⅰ),论述了奢侈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の本質)(Ⅱ)、《中国的历史思想》(中国の歴史思想)(中)、《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中国経済開発史の概要)(Ⅳ)、《历史与盐》(歴史と塩)(Ⅱ)、《从粮食看中国史》(食糧から見た中国史)(Ⅲ)、《中国的官吏任用法》(中国の官吏登用法)(Ⅳ)、《中国河川史的考察》(中国河川の史的考察)(中),皆为简单的梗概。关于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有《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中国南洋関係史概説)(Ⅱ)。概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的文章,可以参考《东洋史上的日本》(東洋史の上の日本)(下),与前面提到的《亚洲史概说》的最后部分。对有关时代区分的其他学说之批判,可以读书评《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国史の時代区分)(下),以及弘文堂讲座《家族》月报7月号(1974年)所载给福岛正夫教授的私人信件。关于中国史资料的总说,可见《中国史学入门总编》(Ⅲ),还有我个人的著述目录《宫崎市定著作目录》(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四号,1971年3月)。大致说明古代史的,有《中国古代史概论》(上),特别着重经济的,有《东洋的古代》(中)。概观中世的,有《大唐帝国》(河出书房,《世界历史》,1968年7月),实际以唐代为中心,涉及整个中世,以及《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上),乃六朝社会之一瞥。关于近世史,《东洋的近世》(上)略微详细地说明了近世的特色,特别以宋代为焦点。最近世史中,《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论述至国民政府的北伐。第一篇古代史关于殷代的历史,我的想法与通说略有不同,故在《中国上代的都市国家与其墓地》(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中)、《有关中国古铜鼎形态的变迁》(中国古銅鼎形態の変遷について)(Ⅴ)中论及。关于古代都市国家,有《中国上代是封建制还是都市国家》(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Ⅲ)、《有关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中国にいける聚落形体の変遷について)(中)、《中国城郭的起源异说》(中国城郭の起源異説)(Ⅰ),等等。关于古代的盐,有《关于贾的起源》(賈の起原に就いて)(Ⅱ),从赋税角度论述中国古代的,有《古代中国赋税制度》(Ⅰ)。关于古代思想,有《中国思想的特质》(中国思想の特質)(学)、《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の歴史観)(学)、《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Ⅰ)、《中国古代天、命与天命的思想》(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天と命と天命の思想)(中)。关于《论语》的专著,有《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岩波书店,1974年),若要知其要点,《论语的新读法》(論語の新しい読み方)(岩波书店,《图书》第239—241页,1969年)则可代用。进入战国时代,有《战国时代的都市》(戦国時代の都市)(中)、《关于游侠》(遊侠に就いて)(Ⅰ)。关于秦代,有《读史记李斯列传》(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Ⅴ)。关于汉代都市,有《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中)。关于《史记》,有《史记货殖传物价考证》(中)。关于《史记》的写作,于《姿态与文学——有关〈史记〉写作之一试论》(身振りと文学——史記成立についての一試論)(中)论及。关于汉代与西域之关系,在《条支、大秦与西海》(Ⅰ)中,关于条支的位置,反对了白鸟库吉、藤田丰八两位博士的新说,而赞同之前的在叙利亚的说法,并加以论述。关于后汉的专论,只有《汉末风俗》(Ⅱ)一篇。第二篇中世史中世前半部分,即所谓的六朝。关于六朝的文章,大约有《六朝时代的华北都市》(六朝時代華北の都市)(中)、《六朝时代的江南贵族》(六朝時代江南の貴族)(中)、《中国村制的成立》(中国村制の成立)(中)、《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Ⅳ)。关于六朝实行的官吏铨选法之专著,有《九品官人法研究》(同朋舍,1956年3月)。三国时代虽然简单,但仍可举出《三国志的时代》(三国志の時代)(Ⅴ)、《魏晋的户口数》(魏晋の戸口数)(Ⅰ)。关于近代以后的税制,特别是屯田法、均田法,有《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制に就て)(Ⅰ)。关于以晋为中心的士风,有《清谈》(Ⅲ)。进入南北朝之后,《南朝与北朝》(南朝と北朝)(Ⅴ)是简单的解说。关于隋代的专著,《隋炀帝》(隋の煬帝)(人物往来社,《中国人物丛书四》,1965年)之外,有《隋代史杂考》(Ⅴ),虽然比较短,还有《隋唐文化的本质》(隋唐文化の本質)(学)。关于唐代所谓均田法的税役制度,在《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中)当中,特别讨论了杂傜的问题,《有关吐鲁番发现的田土文书之性质》(トルファン発見田土文書の性質について)(中)则主要讨论了屯田应有的状态。此外,《日本的官位令与唐代官品令》(日本の官位令と唐の官品令)(中),通过比较日本与唐朝,以求更明确地理解官吏的位阶制。在极短的文章《四家为邻》(四家を隣と為す)(Ⅳ)、《关于突厥的字音》(突厥の字音について)(Ⅳ)中,陈述了笔者的新见解。关于五代史中山西的重要性,《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Ⅲ),说明了晋阳李氏的活动。另外,《五代军阀系统》(五代軍閥の系統)(Ⅰ)亦值得一读。第三篇近世史本书虽以宋代汇集了近世史的诸种特色为立场,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但以下各种研究也不单是说明宋代,而是想同时讨论近世。最简单地概括宋元史的,是《宋元时代序章》(Ⅴ)。关于土地问题,有《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Ⅳ)。关于商业,有《商业的发展》(商業の発展)(Ⅴ)、《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Ⅲ)。关于矿业,有《中国的铁》(シナの鉄について)(下)、《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下)。关于法制,有《宋元时代的法制与裁判机构》(宋元時代の法制と裁判機構)。在官僚制度方面,宋代以后是科举的时代,对此,有《科举》(中公新书十五,1963年)。关于与官员对立的胥吏,有《以胥吏的陪备为中心》(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Ⅲ)。关于宋元与西域的关系,《宋元时代的西域》(宋元時代の西域)(Ⅱ)是极为简单的概括。《东洋文艺复兴与西洋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サンス(Ⅱ),阐述了我一贯坚持的观点,即宋代的文化对西方产生了影响。反过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之一例,有《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Ⅱ)与《中国火葬考》(下)。虽涉及琐事,但因二角五爪龙象征宋代以后天子独裁的禁令,所以撰写了《关于二角五爪龙》(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下)。宋代固有的研究,若作为概说的《北宋史概说》(Ⅰ)、《南宋政治史概说》(Ⅱ)太过简单,则可阅读与佐伯富教授合著的《宋与元》(宋と元,中央公论社,《世界历史》,1961年6月,后亦收入中公书系、中公文库)。关于宋代官职,有《宋代官制序说》(同朋舍,佐伯富编,《宋史职官志索引》收,1963年)。关于地方制度,有《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与特色》(宋代州県制度の由来とその特色)(Ⅳ)。关于人口统计,有《宋代的户口》(宋代の戸口)(Ⅰ)。关于出版法,有《书禁与禁书》(書禁と禁書)(Ⅱ),等等。此外,因宋代是铸造使用巨额铜钱的时代,故而撰写了《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星野书店,1943年),但目下已绝版。尽管宋代是进步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残存着野蛮的风俗,于是在《宋代杀人祭鬼的习俗》(宋代における殺人祭鬼の習俗について)(Ⅴ)中有所指出。关于宋代官僚的风纪,在《宋代的士风》(宋代の士風)(Ⅳ)中,论述了未必是以往所称赞的那样。此外,这是中国历代几乎皆有名无实的太学教育实际推行的时代,故而在《宋代的太学学生生活》(宋代の太学学生生活)(Ⅰ)中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像这样列举,个别问题的研究就会变得很贫弱。首先,关于从宋太祖到太宗的继承问题,有《宋太祖被弑说》(宋の太祖被弑説について)(Ⅲ)。关于仁宗朝的西夏战争,有《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西夏の興起と青白塩問題)(Ⅰ)。关于王安石,有《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策》(王安石の吏士合一策)(Ⅰ)、《王安石的黄河治水策》(王安石の黄河治水策)(Ⅱ)等。小说《水浒传》虽只是明代完成的文学作品,但将其中所涉以徽宗为中心的史事阐释清楚的,是《水浒传》(中公新书296,1972年)。考证《水浒传》写作过程的,是《水浒传的伤痕》,在此举出该书,或许不合时宜。一直跳到南宋灭亡之际,有《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南宋末宰相の賈似道)(Ⅱ),但这是笔者毕业论文,只是摘要的略传,将来若有时间,想以原研究为基础,发表详细的传记。当然其中是包含《鄂州之役前后》(Ⅰ)的。关于元代的正式研究,只有一篇《围绕元朝统治下蒙古官职的蒙汉关系》(元朝治下の蒙古的官職をめぐる蒙漢関係)(下)。《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十字軍の東方に及ぼした影響)(下),陈述了蒙古西征是十字军引起的,这种意见于此举出大概是合适的。另外,围绕元代来到东洋的马可·波罗将地理学知识传入西方的问题,创作了《马可·波罗留下的亡灵》(マルコ·ポーロが残した亡霊)(下),无非是好事者的研究罢了。进入明代,《从洪武到永乐》(洪武から永楽へ)(下),讨论了明初国家性格从太祖到成祖的变化。《帖木儿王朝的遣明使节》(帖木児王朝の遣明使節)(Ⅲ),阐明了永乐朝廷的一个方面。此外,关于永乐帝招抚南海诸国,有《中国人的海外进出》(中国人の海外進出)(Ⅴ),说明了与此关联的“西洋”一词的,则有《关于南洋区分东西洋之根据》(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拠について)(Ⅱ)。关于英宗朝社会的动摇,《中国近世的农民暴动》(中国近世の農民暴動)(Ⅲ),以邓茂七的叛乱为研究对象,想来在日本是最早的。明代盛期的文化以江南,特别是苏州为舞台,大概最早极力主张这种说法的,是《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Ⅳ)、《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Ⅳ)。研究嘉靖时代的倭寇,论及其最初未必是以劫掠为目的的,是《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倭寇の本質と日本の南進)(上)。描绘明亡前后乡绅生活的,是《张溥与其时代》(張溥とその時代)(Ⅴ),以张溥为中心讨论明亡,这在日本大概是最初的尝试吧,不过这个人物无暇在本书正文中出现了。进入清代,《清朝文化及其背景》(清朝文化とその背景)(Ⅴ)一文概观其盛衰之大势,《清帝国的繁荣》(清帝国の繁栄)(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9月)讨论至乾隆时代。关于异民族王朝征服者的满语与被征服者的汉语如何调和的问题,在《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Ⅲ)中有所考证。雍正帝的政治在清朝有重要意义,这在近来已被明确了解,也与笔者的提倡有关,《雍正帝》(下)是原先岩波新书中的一册。《雍正硃批谕旨解题》(下)、《清代的胥吏与幕友》(清代の胥吏と幕友)(下)、《雍正时代地方政治的实状》(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実状)(下)等篇,亦为同一主旨。乾隆帝时代,欧洲是“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时代,《法国的中国趣味之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学)对此作了概观。《18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的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Ⅲ)特别单以绘画为研究问题。关于乾隆时代学风的代表,有一篇《章学诚的文章论》(章学誠の文章論)(Ⅲ)。关于早期的广东贸易,在《清代对外贸易的两种资料》(清代対外貿易の二資料)(Ⅱ)中,于第一种资料内有所介绍,不过第二种资料是描述《南京条约》之后不久的事。关于太平天国,笔者有独特的见解,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太平天国の性質について)(下)中有所讨论。关于混乱中发起的英法联军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英法联军的北京入侵》(英仏連合軍の北京侵入)(Ⅱ)中特别论述了外交交涉的原委。作为其结果,清朝无奈打开国门,而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其意义的,是《中国的开国与日本》(中国の開国と日本)(上)。清末,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被废止,关于这之前不久面向举子出版的善书之命运,于《有福读书堂丛刻》(Ⅴ)中论及。第四篇最近世史最近世史与我个人的现代史是一致的。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是明治天皇去世之年,同时也是大正元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当然,我当时对中国的事之类还完全无知,但如今回头看中华民国的历史,我是渐渐把它当成现实世界的新闻加以接受的。若将其作为从无限大距离来眺望的纯客观历史来研究,实在太近,但通过整理自己的见闻经验来研究,又太遥远。将其作为学校教师必讲内容加以整理汇集,结果就是《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以及《京大东洋史Ⅳ——东亚的近代化》(京大東洋史Ⅳ、東亜の近代化)(创元社,1952年)的最后三章。此外,专门为委托调查而撰写的,有《大战前西藏外交论》(大戦前チベット外交論)(Ⅲ),概述了围绕西藏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也渐近知天命之年,于是经常有人要求我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虽然说是介绍现状,但因有史学专业者的立场,必然会试图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延长线上加以考察,因此有数种随笔论说。《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人民共和国の前途)、《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文化大革命の教訓)、《批林批孔的历史背景》(批林批孔の歴史背景)、《从历史来看西藏的国境问题》(歴史から見たチベット国境問題)、《最近中国国际关系的看法》(最近の中国国際関係の見方)等皆属此类。特别是最后一篇,以外蒙古为中心讨论了中苏关系。在我是自明之理的事实,日本评论家却绝口不提,我现在也觉得难以想象。这些都收入了《东风西雅》(岩波书店,1978年)之中《新中国视角》(新中国への視角)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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